相当长一段时间，书法圈一提到加强文化修养，就是要大家读诵古代诗文，在此基础上，如果能再学学自作诗词，就更有“学问”了。其实，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，诗、书都属于君子“六艺”的范畴，虽然可以“文以载道”、“艺以载道”，但文艺并不等同于道。
要真正理解中国文化所指的“学”，只有深入经典。南怀瑾先生曾讽刺有些不读原典信口开河的人：“有些人要革中国文化的命，可惜你连命都没有，怎么革命”？这就好像书法圈有些人，不深入临帖，却妄自尊大一样可笑。宋以后，《四书》替代了《五经》，钱穆先生曾说：“我敢直率讲一句，倘使我们读了《四书》，就不必读《五经》”。因此，我们现代人适合从《四书》而入，去窥见中国文化精髓。
我们来看看下面几段话：
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”（《大学》）
“子曰：弟子入者孝，出则弟，谨而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。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（《论语》·学而》）
“子夏曰：贤贤易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；事君能致其身；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”（《论语》·学而》）
“子路曰：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读书，然后为学？子曰：是故恶夫佞者。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
由此我们可以窥见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知行合一、强调行胜于言，强调质文并重。孔门有四科，曰：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，子夏文学优长，但孔子嘱咐他要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，就是告诫他不要溺情文学而心忘世道。孔子早年门人大都积极用世，多重实践，故孔夫子晚年论及门下弟子时曰“吾从先进”。中国文化所指学问首在“心地修养与人格完成之两义（钱穆语）”，次在修齐治平的本事手段，所以清人有名联：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将学问狭隘的理解为文学艺术，尚玄谈轻实证是对中华文化极大的误解，历代大儒莫不对那些只会空谈诗文，无法落到实践的腐儒深恶痛绝，清初颜元曾说:“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，甚可羞。‘无事袖手谈心性，临危一死报君王’，即为上品矣”。
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文道精神就是艺术标准。以《书谱》为例，开篇便言：“夫质以代兴，妍因俗易……贵能古不乖时，今不同弊，所谓“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”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文道精神来看当下的书风，明显就觉得质朴、厚重、沉雄不够，弊病就是过于姿媚，过于巧饰。所有的视觉艺术都是心的外化，即心象，有什么样的精神取向，就有什么样的审美追求，读经典，学“国学”的目的，就是通过提升我们的人生境界来改变我们的审美追求。以我个人为例，我的书法审美追求比较倾向于中间路线，既不偏于丑怪、也不偏于姿媚，坚持拙巧之间，这种审美追求应该说是个人自觉的行为，依据就是论语的一段话：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。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”。
多年前曾看过一篇石开先生的访谈，文中他希望年轻人应多去做一些对社会有实际贡献的事业，不要总想当一名职业艺术家。文章很短，但可以看出石开先生对传统文化是做过深入学习、有经世致用情怀的。书法要想写好，你首先要成为一个文人，想成为一个文人，你的世界就不能只有写字。中国传统文人，总是以天下为己任，有这样的胸怀格局，你一定不会喜欢过于姿媚、轻浮的东西，今天书坛一窝蜂的姿媚风，功利主义盛行，其实还是文道精神的堕落。当然这些问题不是今天才有，宋代黄山谷就曾批评“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妇子梳，百种点缀，终无烈妇态也。”
今天书坛的各种问题，很多都是文化缺失造成的，学习传统典籍的意义，就是要在人的精神境界和人生格局上予以提升，从而提升审美追求。我们强调书法作者加强诗文的学习，这是没错的，但是如果没有文道精神的确立，其实还是在“技”的层面加强书法家的“技术多样性”而已。我相信，更多的书法作者通过学习传统经典，一定可以提升我们的人生境界，进而促进我们的艺术实践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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